原告不同意追加的，法院不得强行将复议机关列为共同被告，以体现当事人的选择权与诉权的自主行使原则。

（一）先前的相关判决 对于本案判决之前的其他判决，可以大致分为两种：其一是权威判决，也就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或《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所公布的判决。但在2014年以前，也就是本案发生的时间里，注册资本是一个确保交易安全的重要制度。

综合而言，它实际上是要求利害关系应当是行政法律利害关系，或者说是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三）裁判要旨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在刊载本案判决的同时，给出了裁判要旨：买卖、租赁民事合同一方当事人，与合同相对方因公司设立、股权和名称改变而进行的相应工商登记一般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以合同相对方存在民事侵权行为为由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复议机关可以不予受理。（二）全体股东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再次，权益损害与具体行政行为之间要有因果关系，由此才具有为申请人提供行政法上救济的必要性。（4）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被告遂于同年12月18日，根据《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48条第1款第2项规定，决定驳回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它所采取的是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系。而合宪性解释只是 宪法回避的曲译，不仅极易与合宪推定和符合宪法的解释相混淆，且理论基础甚为含糊，建议摒弃。

这种滥用体现在下述三方面：其一，为了提供判断空间，法官有意识地制造模糊。[46]宪法回避的原意在于尊重国会的立法意图，与寻求法律与宪法协调一致的符合宪法的解释具有天壤之别。[37]虽然脚注四被赋予不同意义，如司法民主、司法克制等，但最为重要的是司法对政治程序的监督。这也提供了重新认识宪法作为方法属性的契机，即作为法秩序和意义关联体，宪法不仅是高高在上、不得违反的圣经，还是可以走下神坛、走向法律的价值。

西学圣人严复认为问题与方法、实质与形式不可离析。它们都是法院奉行司法克制的结果。

简言之，宪法回避维护国会法律效力，从不允许对法律有任何怀疑转向维护宪法界限。柳博士的该篇文章是对合宪假定的澄清，后一篇文章是对符合宪法解释方法的阐明。谢维雁：《论合宪解释不是宪法的司法适用方式》，《中国法学》2009.6。二、国会尊荣:宪法回避的历史 宪法回避经历了古典与现代不同时期，其内容发生了一定变化。

即虽然国会有权对个人财产施加限制，但其限制不得延伸至修正案的禁止范围之内。所谓界限，是指既定游戏只能在圈定的范围内进行，各种概念具有自治属性，依循本身的前理解，自给自足。王凯：《合宪性解释的反思》，载《法学家》2005.1。有的认为是宪法判断和法律判断的竞合，或二者兼而有之，既是宪法判断也是法律判断。

根据宪法第五修正案，[16]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财产，如果限制铁路公司运送本公司的产品，等于未经正当法律程序剥夺其财产，这是宪法所不允许的。第二，在思想基础上，合宪推定与宪法回避的立意不同。

参见黄卉：《合宪性解释的思考》，载《中国法学》2014.1。[30] 参见柳建龙：《合宪性推定：一个被误解的概念》，载《浙江学刊》，2009.10。

[2] 参见翟国强：《宪法判断方法》，法律出版社2009年。[40] Marbury V．Madison，5 U.S. 137 (1803。这就是说，与古典宪法回避相比，现代宪法回避更加尊重国会意图，不轻易质疑法律的有效性，不对系争法律作违宪解释，只裁决该解释有违宪可能。[52]一语道破天机，符合宪法的解释并非钟情立法者的主观意志，而主观意志却是宪法回避孜孜以求的鸪地。合宪推定与宪法回避具有明显差异，特别表现在起源、思想基础及克制规则的性质上。其中心含义是联邦最高法院对那些涉及《权利法案》、选举过程与投票权，以及少数族裔政治参与群体的立法采取严格的司法审查，[36]限制这类法律对宪法权利的限制，保护政治过程参与的广泛性与分散和孤立（discrete and secular）的少数群体的政治权利。

宪法回避对国会意图的尊重是民主价值在国家机构横向层面的体现，而不适用于州法。柳建龙：《合宪性解释原则的本相与争论》，载《清华法学》2011.01年。

他人无疑之处，闻者犹或待辨。两者都意在维护法律的效力。

[4] Cardinal principal of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 See Trevor W . Morrison, The Cannon of Constitutional Avoidance and Executive Branch Legal Interpretation in the War on Terror，American Constitutional Society, [5] Where an otherwise acceptable construction of a statute would raise serious constitutional problems, the court will construe the statute to avoid such problems unless such a construction is plainly contrary to the intent of congress. See Trevor W . Morrison, The Cannon of Constitutional Avoidance and Executive Branch Legal Interpretation in the War on Terror，American Constitutional Society. [6] The canon of constitutional avoidance comes into play only when ,after the application of ordinary textual analysis, the statute in found to be susceptible of more than one construction ,and the canon functions as a means of choosing between them .see clark v. Martinez ,125 s.ct.716,726(2005)。符合宪法的解释的理论前提是宪法作为客观秩序，[44]其中心含义是下位法在解释过程中须寻求与宪法的一致。

宪法在确立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同时等于确立了法律之于其他机关的权威，这也是法律至上的规范依据。宪法回避的前提是制定法语词模糊。二者的相似性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它们都对系争法律进行了合宪裁决。[48] 关于符合宪法的解释与合宪假定的差异，亦可参见谢立斌：《德国法律的宪法化及其对我国的启示》，载《浙江社会科学》，2010.1。

宪法回避意在保全法律，符合宪法的解释追求法律与宪法的一致性，二者理趣判然有别，不可同日而语。第三种批评有些过分，毕竟法院有说最后一句话的权力。

[27]已有学者注意到二者之间的关联性，指出回避宪法判断与合宪推定都不过是司法克制，[28]但此克制非彼克制。与宪法协调一致显然有别于国会意图尊重。

立法者的主观意志在此不应成为决定性因素，此处更多的是取决于它所期许的愿望所能存留下的最大值。[46]就法的统一性要求而言，法律解释不仅应当能够与法的其余部分，而且应该与相同位阶或更高位阶的法相兼容。

换言之，国会限制个人财产不得超越宪法界限，亦即限制须服从限制。该认识最早于1958年吕特一案中被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确认，承认基本法是一个客观价值秩序，确立基本权利在宪法规范中的至上地位。[33] 参见张翔：《两种宪法案件:从合宪性解释看宪法对司法的可能影响》，载《中国法学》，2008.3。[54] 美国早期多位州法官表达了这一认识。

合宪推定意图保护基本权利，其四，两者的适用范围不同。[5]宪法回避原则仅仅在此情形下适用，在适用普通文本分析之后，制定法被发现有两种以上的解释可能，该准则作为在其中选择的方法予以使用。

第三，解释的前提是联邦国会制定法条款模糊不清。[31] 参见胡慧馨：《合宪性推定原则的混乱与厘清》，载《法律方法》，2014.15。

公共事务的运行必须建立在这类习惯和假设之上。这些判例的共同特征是系争联邦国会立法有两种解释，法院择善而从，选择不违宪的那种解释。